不自由，是創作的限制或必要的條件？——〔悶〕林文蔚×黑金城 文件展

不自由，是創作的限制或必要的條件？——〔悶〕林文蔚×黑金城 文件展

文/陳惠敏（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台大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

想像一下，自己終日就在1.38坪大小的空間裡解決吃喝拉撒睡等一切生存必要，這是什麼景況？再想像一下，這樣的生活一待就是12年？林文蔚曾經有過這樣的比擬，他說，偶爾藝術創作者尋求靈感、基進與解放性時，會採用自囚的形式來表現，可試試看自己進去關關看。簡單解讀林文蔚的說詞，就是，沒那麼簡單。再深層點想，自囚是藝術家自由的意志所決斷的，而監所內的受刑人，則是非自由意志的決斷，而在非自由意志的狀態下，獨囚/居四千多個日子，對一般人來說，這或許是很不一般的稀奇事，甚而會懷疑怎麼可能不會精神崩潰（獨居是如此不人道的），但當事人黑金城卻是這麼說的：很好啊，每天都可以專心畫畫、讀書、做筆記，作自己的事情。要是和別人關在一起，就什麼事情都做不了了。

黑金城，是這樣看待自己的「牢獄之災」的，他說：「我是個十足的犯罪者，當我在做這些勾當的時候，就已經很確定自己相對的懲罰是什麼。只是抱持著僥倖的心理，看看能不能躲得過。」也是在這些獨囚/居的時光裡，他創作出了可能是第一部由局內人在「監所」裡創作的漫畫《牢騷》，以漫畫的創作形式搭配自嘲諷喻的筆觸，道出監獄生活的種種細節和體驗，進而對社會生活提出觀察和見解。自嘲而不帶有酸氣，諷喻而不直陳批判，角色的性格、造型設定，都以小人物的生活百態為範本，並不刻意地塑造出英雄角色來，這與他的獨囚/居理由——擅於組織工作——顯然不太相稱。

閉鎖的獨囚/居經驗在黑金城的嘴裡，輕描淡寫地變成了「多了很多創作時間」的好事一樁。「輕描淡寫」是不少受刑人離開監所後面對社會描述受囚經驗的方式之一，然而，監禁經驗難道是那麼地船過水無痕，尤其在台灣如此人治、解釋空間很大的全控機構內？很明顯地，也並不是所有擁有獨囚/居經驗者，都會成為創作者。那麼，黑金城的創作和他這樣的一個創作者，彼此之間有沒有對話性？不是黑金城又可能是誰？不自由，究竟是創作的限制或必要的條件？

黑金城對自己的創作是這麼描述的：「創作一定要好玩，不然就不要幹了」、「創作者要有憤世嫉俗、怨天尤人、批判和世界唱反調的意識，要隨時把自己顛覆掉。」如果我們並不特別標明黑金城江洋大盜的身分，光憑這段話，可以置換成學生運動領袖、前衛的藝術創作者、獨立音樂工作者，或者批判知識分子等等。然而，黑金城也意識到，在他去年離開監所，離開獨囚/居的經驗之後，創作的動力急速下降，甚至連和社會保持密切聯繫（以前在監所內每天會閱讀三份報紙、大量書報刊物）的慾望也驟降，而長期的受囚經驗使得他的空間感呈現出扭曲的認識，而這些是否能成為他進一步的創作動力，目前看起來是不置可否的。但他也坦承，如果沒有這段經歷，也不知道會如何？

作為一個沒那麼局外的局外人（特別是處理相關議題的社會運動者），經常對於這些受囚者創作帶著異色的眼光或略帶鼓勵地認為局內人應負擔起持續暴露、揭露的使命，繼續畫著受囚日子裡的種種。倘若，創作作為生命中不可迴避的刻痕，這些印記理應會在所有創作中映射出其縐摺的光影，而早已脫離了題材的真實紀錄。

一月五日到十九日，在高雄搗蛋藝術基地的〔悶〕林文蔚×黑金城文件展，是第一次由兩位不同身分卻共同在場的監所經驗者，聯合的展出。林文蔚和黑金城，初識時一位是管理員、一位是受刑人，兩人在監所內行禮如儀、各自扮演該有的角色，不曾交談。在監所之外，卻因著共同對於創作的自覺和興致，開始有了交流，並成就了共同展出的創舉。第一次的共同展出選在高雄，固然是因緣際會所致，然而離開了藝術薈萃創作資源集中的台北，對於觀看者、創作者、策展者、隱藏的對話者來說，都會是一次更難得的機會與嘗試。

〔悶〕1/5─1/19（週二到週日，下午三點到晚上九點），高雄市搗蛋藝術基地（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78號）
開幕暨座談時間：1/5日，下午四點半到六點
主持人：黃孫權（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與談人：林文蔚、黑金城、陳惠敏（台大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黃建宏（北藝大藝跨所副教授）

第二場座談：1/12 下午三點到五點【今獄涼言─談監獄現況與多元想像】
主持人：李佳玟（成大法律系教授）
與談人：陳惠敏（台灣大學專案助理教授）、魏寬成（

屏東監獄教誨師）、倪祥（南藝大造型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