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4日 星期六

黑暗角落的角落:談監所內性暴力

司法改革雜誌第95期 獄政革新 2013年04月30日出刊
◎李介媚/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


去年5月一件由台北監獄爆出的一位18歲邱性少年獄中遭性侵案,最後在國賠訴訟打贏,確認北監疏失,以及矯正署推出防範性侵害之具體措施後,暫時落幕。但在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法務部及矯正機關,對於其間暴露出來的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積習已久的房長文化、獄所管理員人力不足的問題等等,從下至上消極推諉的態度,不啻是對受害者再一次的傷害。但可悲的是,我們知道這不會是獄中最後一件性侵案。
剛滿18歲的邱姓少年因與未成年的女友合意性交,被判1年10個月入獄,在獄中被另名曾因假釋出獄,又因妨礙性自主罪入獄而被判無期徒刑的張姓受刑人性侵多達4次,因被恐嚇不敢聲張,最後因痛苦不堪告知同房獄友,經獄友通報後,北監才送地檢署偵辦。
在調查北監是否疏失時,接受被害人陳情的立法委員段宜康要求法務部不得由矯正署調查,法務部遂交由檢察司調查,但調查結果一出爐,卻讓人更加憤怒。調查報告中雖清楚點出獄所缺失,但結論卻是北監並無責任。所幸,在最後的國賠訴訟及監察院調查的糾正結果出爐後,終讓正義伸張、讓公務機關負起應負的責任,承認疏失。然而,我們仍可從報告中提及的現象,窺探出監獄裡黑暗的一面。

(一)監獄超收容額
依照「法務部指定各監獄收容受刑人標準表」每人0.7坪計算,邱姓少年房舍收容員額應為7人,但實際上卻超收至19人。北監在所有監獄的超收比例已遠較其他監獄來的高,排名第三,而邱姓房舍的超收比例,卻更遠遠高出北監超收平均值47.6%,達到171%。
根據許多研究指出,監獄空間的擁擠程度與監獄內的暴行的發生成正比,高度超收下(如),不但容易讓受刑人的關係緊張,產生衝突,且將判無期徒刑的重刑犯張姓加害者,與無前科之受刑人關處同舍,亦違反《監獄行刑法》第18條之規定,「左列受刑人應分別監禁於指定之監獄,或於監獄內分界監禁之:一、刑期在十年以上者。二、有犯罪之習慣者。三、對於其他受刑人顯有不良之影響者。四、精神耗弱或智能低下者。五、依據調查分類之結果,須加強教化者。」
在如此明顯的違反法令中,法務部上至部長,下至北監管理人員,皆以「現實因素」無法依法辦理,推諉其責,令人憤慨。


 
(二)房長慣常文化
在前項監獄收容人混雜,未執行分別監禁、分界監禁的情形下,就容易形成「大尾」坐大的情形。調查報告清楚指出,「房長是監獄內部長久以來之不成文慣習文化」在矯正署訪談收容人時,收容人多表示,舍房內多以服刑較長或刑期較長者擔任房長,負有安排床位、值星等工作,且享用不需值星、床位較大、甚至糾紛排解與秩序維護之權限。
在此案中,張姓加害者即以其房長身份,私自將邱姓少年調換床位進行暴行,非依規定由日班場舍主管安排床位。而調查報告卻認為「房長文化自非監所透過制度或管理人員有意促成。」然而若非管理人員任房長行使其安排床位之權而不察,未積極禁止房長文化之形成,是否就有可能使邱姓少年免於受害呢?
報告中接受訪談之收容人曾表示,若收容人間有小糾紛,通常由房長出面解決,如房長仍然法解決,則由雜役解決,如仍無法處理,始由管理人員介入。從此觀之,此一權力網絡的產生,實乃造成獄中「獄霸型」群體產生之因。因此,唯有落實監獄直接管理原則,才有可能突破此一權力網絡。
根據研考會一項報告「我國矯正政策與管理機制之研究」,2010年8月底我國矯正機關實際收容人數共65,217人,實際職員人數共7,076人,收容人與職員之比例約9.2:1。相較於美國之3.3:1、英國之3:1、澳洲低於3:1與日本之4:1,顯為相當不合理之比例。因此,落實直接管理,禁止或避免賦予房長及雜役過多的職權,是為杜絕房長慣習文化生成之重要方向。

(三)獄中管理人員之管教
根據調查報告表示,夜中勤務人員每20分鐘須來回巡視所有舍房囚情動態一次,共計30間舍房、近550名收容人,來回長度約為192公尺,人力實為不足。且舍房外皆設有報告燈,開關置於舍房內,但在案發當時,邱姓少年卻未有按鈴,又監視螢幕採取16分割,影像過小,實難發現舍房有異。
然而,前已述及我國監獄管理人員過少的不合理現象,巡視或監看16分割的螢幕只能是聊備一格的工作項目,實無任何積極成效。其次,對於邱男未按鈴一事,北監此等言論缺乏同理心,令人痛心。邱男未有前科,年僅18歲,因無知而與未成年女友合意發生關係而入獄。他在獄中遭受性侵時,張姓重刑犯恐嚇要脅,表示即使邱男說出去也沒人會相信他、或事情若爆發他會被轉到其他監獄,以他這種前科會被欺負云云,邱男因此心生畏懼,不敢通報。且邱男於睡前服用藥劑,案發之時,雖有意識,但難以施力抗拒,更遑論按鈴通報。
北監在案發後,未依《監獄受刑人移監作業要點》之規定,「受刑人有其他案件在偵查審理中,不得向執行監獄申請移監」,而讓邱姓少年移至雲監,未慮及其被害感受,讓原本家境不好的家屬探視不易。北監回覆,由於加害人在北監時間較久,有其深厚人脈與一定人際關係,北監懼被害人遭其唆使他人報復,而將被害人移監。而此正說明了監獄房長文化的結構弊端,遺憾的是北監仍以便宜行事的心態善後。

小結
綜上所述,可以理解監獄內部沈痾已重,改革之路迫在眉睫。據法務部統計,近3年內,監獄發生的性侵害案件(含猥褻),26件中有13件都發生在北監,但我們相信,黑數必定更多。儘管法務部已針對防範收容人發生性侵害及欺凌事件提出分級預防措施,並且改善監獄超額收容情形,以及加強性侵犯的在監及刑後的治療,但執行的成效繫於矯正機關是否有魄力切實執行。此外,我們也必須正視受刑人對於性的正常慾望,否則若無出口,那麼獄中性暴力的事件,仍會在黑暗角落中,繼續發生。


監獄裡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簡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18號判決


司法改革雜誌第96期 獄政革新 2013年06月30日出刊
◎蘇孝倫/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律師

這年頭誰還在寫信?
現在這個時代,誰還在用紙筆寫信?我想大概不外兩種可能:一種是沒有辦法自由接觸到網路、電腦、手機的人,一種是想要藉由親手的刻劃痕跡來傳達特別意義的人。又或者是兩者兼具:因為自由被限制,所以任何與正常社會的聯繫都彌足珍貴的人,例如剛入伍的阿兵哥。當過兵的人一定能理解,新訓時候那種寧可不吃飯也要排隊打電話,就寢後躲在棉被裡用手電筒照著信紙一個字一個字寫著想念的心情,那是因為缺乏所以珍惜的反應,也是對於重返原來生活的想望。
但這些意義存在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可以寫我們想寫的,而不是讓別人來決定我們能寫什麼不能寫什麼。

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
網路上有一則泛用的笑話:有個傢伙從東德被派到西伯利亞工作,他知道自己的郵件都會被人監看,因此他告訴朋友:「我們定一個暗號,假如我的信件用藍墨水寫,裡面說的都是真話;如果我用紅墨水,說的都是假話。」一個月後他的朋友收到他的來信:「這兒一切都美好,商店裡塞滿了好吃的食品,戲院播放著來自西方的好電影,住宅又大又豪華。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
一言以蔽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1年度訴字第1318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台灣監獄裡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本文目的不在討論系爭判決關於特別權力關係、行政處分定義或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等讓人目不暇給的法律術語,我們直接來看,為什麼法官認為受刑人邱和順所寫的回憶錄不能直接寄出監獄?為什麼台北看守所可以要求邱和順刪去信中關於監所主管涉嫌販毒的內容?對此,判決理由記載:
『本件原告回憶錄已由原告自行銷毀,但原告於回憶錄中述及「原告所屬舍房O姓主管販毒」及「被告舍房中幾乎10個人就有8、9位吸毒」等情,與原告於準備程序遠距訊問之內容相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則依該回憶錄內容顯然「可得而知」所指述販毒之主管為何人,已嚴重詆毀該主管名譽及被告形象、內部管理能力,且欲寄出之內容既名為「回憶錄」,收信人顯有公佈於媒體之高度可能,參諸原告乃被害人陸正案件之知名受刑人,目前媒體對「來自於原告回憶錄所述」之「監所主管販毒、受刑人八成以上集體吸毒」駭人內容,很可能不經查證即大肆刊登,但若事後查無實據,媒體亦從來未用相同之版面刊登澄清,實質上會造成該主管、監所名譽、形象之損害,原告前揭言論涉有「妨害名譽民事責任」及「誹謗刑事責任」之高度危險,此種言論自由,並非實現監獄制度幫助受刑人復歸社會之目的所必要,自非「在監人權」之保障範圍;且該主管當時仍然在職,縱使未來查無販毒實據,但若其他受刑人盲從此種謠言,顯會造成該主管將來教化管理上之困難,而受刑人有可能不在乎未來將會負擔之民刑事責任(也許並無財產可供清償,或已無法更加重刑期),未來受刑人只要不服管教,即可寫信杜撰主管販毒、虐囚、性侵害云云,假他人之手公布於媒體或製造傳聞,當成報復或對抗管教之方法,監所或相關機關自不可能對每一個無具體證據之指述,均開啟調查程序;又若其他受刑人誤信「被告舍房中幾乎10個人就有8 、9 位吸毒」之傳聞,更難擔保不會因同儕心理而自甘墮落或不服管教,故衡諸「教化目的」、「對其他法益侵害之危險可能性」、「原告在監人權」等,本院認為在沒有具體證據之前,原告前揭回憶錄指述內容確有「妨害監獄紀律之虞」,被告拒絕原告寄出回憶錄之處分,並未違法。』
翻譯成白話,法官的意思是說:現在媒體素質這麼低落,人家隨便寫記者就隨便抄,這樣不好,而且受刑人反正死豬不怕滾水燙,nothing to lose,要是你們每天一直投書說監獄裡面大家都在吸毒收錢霸凌性侵豈不是天下大亂,所以還是不要言論這麼自由好惹媒體治國已經很可怕,應該要給監獄留一個純淨空間,以勵受刑人自新,最後順帶一提,如果以後有人還想獄中投書爆料監所主管販毒,記得請先備妥具體證據!

受刑人沒有言論自由?
嚴肅地看待系爭判決,本文認為,其所持見解至少有兩個應該被檢討的地方:一者在於其背棄了《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價值判斷;再者則是對於受刑人毫不遮掩的赤裸裸歧視。某種程度上,後者是前者的因,但前者的果恐怕將不是只由後者所及之受刑人承受而已。
系爭判決認為,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條件下--例如「實現監獄制度幫助受刑人復歸社會之目的所必要」--方才例外地承認受刑人的言論自由,這種狹隘苛刻的標準,根本已違背《憲法》對於言論自由向來的一貫價值判斷(註二);更別提《監獄行刑法》規定對於受刑人發信的事前審查,難道是因為我國監獄的柵欄圍牆鐵絲網都是紙糊的,所以受刑人對外的隻字片語,都足以造成「明顯而立即之危險」(註三)?

監獄問題就是社會問題
看完系爭判決,耳邊彷彿聽見蔡振南唱著《金包銀》:別人呀若開嘴/是金言玉語/阮若是加講話/唸咪就出代誌……(註四)。其實將受刑人排除於《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之外只是一個結果,而其根本的原因來自對貼著受刑人分類標籤的「人」的歧視(註五)。這種歧視絕非個別法官的偏見,而是我們社會一直存在的普遍現象。人們似乎總是羨慕嚮往貴族的特權同時隨意地踐踏弱勢族群的基本生活,這不僅是想要追求更好生活的人性使然,更是因為大多數的人都相信自己永遠不會淪為那些「他者」,所以選擇視而不見其實只要把「受刑人」三個字拿掉,把監獄秩序換成國家安全、社會和諧,系爭判決拿來箝制言論自由的理由,就能一字不差地套用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問題是當迫在眼前的那一天來臨時,我們還能拿什麼理由跟當權者說不呢?
但我想上面說的這些只是杞人憂天,畢竟台灣是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政府只會保障而不是侵犯人民的基本權利,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唯一買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

註釋
  1. 本案事實略為:受刑人邱和順將自己在看守所及監獄內之親身經歷,撰寫為個人回憶錄形式之信件,然因其中部分內容述及監所管理人員涉嫌販毒,故於申請寄出時遭台北看守所以妨礙監所信譽與監獄紀律為由,要求修改內容後始得寄出。邱和順拒絕修改,經申訴未果、訴願不受理,遂依法提起行政救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審判決原告即邱和順之訴駁回。目前全案尚未確定。
  2. 面對威權有時候只能訴諸權威,關於言論自由應採廣義說或狹義說的討論,釋字第414號解釋吳庚、蘇俊雄及城仲模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著有詳盡說理,並提出警告:「本件多數通過之解釋遵循本院一貫之立場,不採所謂商業廣告或藥物廣告非屬言論自由保障範圍之主張,自應予以支持。蓋此種詮釋方法不僅符合我國憲法之理論體系,抑且解除戒嚴為時未久,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猶待加強,若採狹義說以除外方式,將若干行為排除在該當權利的保障範圍之外,此例一開,後果不堪設想。」其後之釋字第414、577、644等多號解釋均同斯旨。
  3. 關於言論之事前審查問題,釋字第414號解釋吳庚、蘇俊雄及城仲模大法官之部分不同意見書:「在出版品未刊出前即施予查驗,合乎官署所訂標準者,始可刊行,係對言論或出版自由之嚴厲限制,『事先審查之控制及核准過程之存在足以癱瘓精神生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 BVerf GE 33 之用語)。戰後之西德及日本既無美國保障自由與人權之傳統,兩國憲法遂均直接明文禁止事先審查,以防舊日極權制度之復活,故德國即使影片之類出版品,主管機關實施事先審查,亦認為違背其基本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見前引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日本尚存之教科書審定制度,本質上屬於日本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禁止之『事先檢閱』,其合憲性素有爭論,該國法院或以經教科書審定不合格者,原稿仍可以一般圖書而出版,並不受限制等理由,而認其尚未違憲(東京高等裁判所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之判決)。由此可知。由於事先審查制度對言論及出版自由侵害之嚴重性,已為先進國家所不能容許。」另釋字第644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稱:「因事前限制之結果,不僅限制人民表現自我、實現自我,所限制之言論亦無從進入言論思想之自由市場,而無法為思想、意見或資訊之傳遞與交流,不僅使得思想、言論匱乏,更危險的是將使執政者代替大眾選擇,而唯有其喜好或符合其利益之言論或思想方得以呈現或傳布,與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根本背道而馳。……如政府如能舉證證明如不對系爭言論予以事前限制,將會對國家或一般大眾帶來直接、立即且不可彌補之傷害時,則採取事前限制即有可能屬合憲之手段。 惟事前限制是否必要,應依所涉言論內容之性質、言論可能產生負面效果之危險性,以嚴格之標準審查其合憲性。」均可供參照。
  4. 整首歌詞是:「別人的性命是框金又包銀/阮的性命不值錢/別人呀若開嘴是金言玉語/阮若是加講話/唸咪就出代誌/怪阮的落土時/遇到歹八字人是好命子/阮治在做兄弟/窗外的野鳥替阮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雖然是作兄弟/阮心也真稀微/燒酒伴阮度日子/過去啊的往事/不敢提起/想要回頭走/怎樣會無勇氣」。
  5. 其實這裡所談的歧視應該更細緻地去觀察,因為即便同樣是受刑人,同樣有階級的差別待遇,關於監所各種「管道」根本是公開的秘密,而法律規定得再潑水不進,受限制的還是相對弱勢的一群人。

2013年9月3日 星期二

【文章】監獄超收:對收容人與管理員的酷刑

作者:林頡佐(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

摘錄:

我國監獄早已超收,造成收容人擁有的空間極為有限,加上最近從軍事監獄移監到一般監獄的收容人數,使得此現象雪上加霜。這不僅造成嚴重的獄政嚴重問題,也違反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消除酷刑的意旨。

超收也使得監所管理員壓力沈重,無法以更好的方式來指導與處遇收容人,造成管理員心理與生理更大的不安與焦慮。所以,監所超收,不只是對收容人的過當懲罰,也是對於監所管理員無止盡的折磨。

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究竟有沒有將收容人當成一個人來看待?一個人犯罪,可能是輕微財產犯罪,可能是重大犯罪,既然判處他自由刑接受矯正,如果不將收容人當成人,那麼他們如何開始他們的矯正和復歸?

全文請見: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203

【文章】這些年不斷超收的監獄

作者:洪士軒(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

摘錄:

欲解決超收問題的最直接的方法即是增加收容空間。但正如同前面所述,擴建或新增收容處所之困難處在於不僅國家無多餘預算,且遭受鄰近地區居民之反對。因此這個理論上最簡單的解決方式在現實面上卻是最難解決的問題。
英國欲解決監獄收容過剩,導入「PFI」概念(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之縮寫,其為活用民間之資金、經營能力與技術能力而參與公共設施之設計)而建造監獄並開始營運,日本亦於近幾年來開始跟進。其目標在於善用民間豐富的資源網絡,一方面不僅與當地社區達互利共生而減少排斥監所之效果,另一方面即可對於更多受刑人展開更有效的處遇方式與計畫,從這個觀點而言,即會達到再犯防止的目標,亦得有效減少受刑人數目,過剩收容與收容環境之改善等問題似可一次解決。
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當一旦監獄發生過剩收容,監獄內不合理的規定與資源的匱乏的現象被突顯出來,黑暗不被外界所知的監獄才有「見報」的一日,監獄改革才有機會引起民眾注意。
而在引起民眾關注之下,如何妥善處理高監禁率所帶來的監所擁擠,更是成為目前刑事司法系統急需面對且無法逃避的挑戰。
全文請見:

2013年9月1日 星期日

【外電短評】欠缺刑事責任能力的重度精神障礙者

作者:謝煜偉(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這兩天被日本律師界以及刑事政策學界轉載多次的重要判決報導。
被告連續四次出獄後馬上再犯竊盜等罪,京都地院判決認為被告為重度智障,無法真正理解偷竊汽車為違法行為,同時也無控制行動的能力。因此認定欠缺刑事責任能力,判決無罪。當然,這在日本實務界來說,僅因為重度智障就認定為欠缺責任能力一事亦屬罕見,不過,辯護人所主張:「設施內的矯正教育並無法發揮效果,被告所需要的不是刑罰而是提供社福支援」或許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累犯、常習犯應加重處罰」似乎已成為實務界鐵律的台灣,是否也能有機會出現這種具備刑事學思維的判決?


【京都新聞 2013年8月31日朝刊】
累犯障害者に無罪 軽乗用車窃盗京都地裁判決「違法性理解せず」

『 軽乗用車を盗んだとして、常習累犯窃盗の罪に問われた京都市伏見区の無職男性(36)の判決が30日、京都地裁であった。市川太志裁判官は、精神鑑定で重度の知的障害と認定された男性は、心神喪失の状態で刑事責任能力はなかったと認定し、無罪(求刑懲役3年)を言い渡した。

 男性の弁護士の西田祐馬弁護士によると、男性は自動車盗などで服役と出所直後の再犯を4回繰り返していた。弁護側は公判で「収容施設での矯正教育は効果を発揮しておらず、刑罰ではなく福祉による支援が必要」と訴えていた。

 西田弁護士は、重度の知的障害のみを理由に心神喪失が認められるのは極めて異例とし、「判決は累犯障碍者の処遇について司法と福祉の橋渡しの重要性を示した」と評価している。公判では、知能指数が25、精神年齢が4歳7か月で重度の知的障害と認定された精神鑑定の評価が争点となった。検察側は男性に計画性や違法性の認識があり、心神耗弱にとどまるとし、弁護側は「障害で善悪の判断能力がなく、車を運転する欲求が抑えきれなかった」と心神喪失を主張していた。市川裁判官は、犯行は稚拙で場当たり的と判断し「重度の精神発達遅滞で自動車盗が違法行為だと真に理解できておらず、行動を制御する能力もなかった」と結論付けた。

 京都地検は「判決内容を精査し、上級庁とも協議の上、適切に対応したい」としている。』

社会の流れ反映
『石塚伸一・龍谷大学法科大学院教授(刑事法)の話 累犯の障害者や高齢者に対し、福祉の支援の必要性が指摘される社会の流れを反映した判断だろう。男性に社会で受け皿があるのなら、再び服役することで支援が断ち切られる恐れもある。検察は福祉につなげることを考慮し、起訴猶予とする選択もあり得たのではないか。』

心神喪失と心神耗弱
『精神障害などにより善悪の判断や行動のコントロールができない状態を心神喪失、不十分な状態を心神耗弱という。刑法39条で、心神喪失者の行為は罰せず、心神耗弱者の行為は刑を減軽すると定められている。』

2013年8月30日 星期五

「千古艱難惟一死:死刑與台灣社會」研討會

當犯罪人下手取人性命一刻,艱難嗎?當法官宣判死刑時,艱難嗎?當法警執行死刑時,艱難嗎?當被害人與犯罪人家屬看見犯罪人槍決身亡時,艱難嗎?當醫生取出死刑犯活跳跳的心臟時,艱難嗎?「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雖然死亡瞬間是痛苦的,擁有他人生殺大權是痛快的,但在死亡背後,悠悠長長的情感衝擊、量刑妥適、器官捐贈倫理答辯、被害人保護、更生人復歸的艱難,若沒有理性討論,將會使死刑存廢話題成了社會互相傷害的情緒出口。歡迎對此議題有興趣者,踴躍報名參加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舉辦之本次研討會。
日       期:102年10月26日(六)9:00 – 17:00
地       點:臺北大學民生校區資訊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北市民生東路三段67號)
主辦單位: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廢死聯盟、監所改革聯盟
贊助單位:國科會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廢死聯盟、監所改革聯盟
報名網頁:http://cof.ntpu.edu.tw/pls/eval/reg_order.ordform?eid=3497
報名截止日期:102年10月20日 (因會場座位有限,將以報名時間為錄取順序) 
議       程:
「千古艱難惟一死:死刑與臺灣社會」研討會
日期:102年10月26日(六)
地點:臺北大學民生校去資訊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67號)
主辦單位: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臺北大學臺灣發展中心、廢死聯盟、監所改革聯盟
贊助單位:國科會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廢死聯盟、監所改革聯盟、臺北大學臺灣發展中心

時間
主講人
活動內容
主持人/與談人
09:30-10:00
報到
10:00~11:00
謝煜偉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死刑量刑制度之考察
侯崇文
(臺北大學社會系教授兼犯罪學研究所所長)
11:00-11:10
休息
11:10-12:10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教授)
剖析死刑與民意調查之弔詭
許春金
(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12:10-13:20
午餐
13:20-14:50
Yuherina Gusman
(回教神職人員)
翻譯人: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周愫嫻教授兼臺灣發展中心主任
回教社會的死刑
林長寬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4:50-15:00
休息
15:00-16:00
林忠義
(臺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死刑犯器官捐贈探討
蔡甫昌
(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兼生醫暨科技倫理法律與社會中心主任)

16:00~17:00
陳守煌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被害人保護與獄政改革之併行
         李茂生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研討會結束


報名網頁:http://cof.ntpu.edu.tw/pls/eval/reg_order.ordform?eid=3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