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 黃慧儀
近日新聞報導監委李復甸調查全台違法使用戒具情形，發現獄中使用不合規定的戒具情形相當普遍，提案糾正法務部。施用戒具，就是以強制性的力量使人受到戒具的束縛，我國監獄行刑法規定的施用戒具是用腳鐐、手梏、聯鎖、捕繩。施用戒具、與使用警棍、使用槍枝、收容於鎮靜室都是監獄管理戒護的方式，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可能造成的身體危害程度有輕重上的不同。這些戒護措施，都伴隨著對受刑人施以強制力，也就是對受刑人施以壓制人身自由的暴力，本質上是侵犯受刑人人權的行為，只是考量到監獄管理與安全之需求而為有正當理由得允許使用之。(參監獄行刑法第22條)監獄管理員對受刑人施用強制力的情形，若無法律授權、無正當理由，即是違法，甚至會構成酷刑。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規定：「 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在我國簽署兩公約施行法，宣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的目標以來時近四年，無奈人民不受酷刑虐待的人權，不知是否有跟上政府人權大步走的口號而前進？ 目前備受全民關注的洪案，洪仲丘不應被送到禁閉室卻被送進去，並受到不當操練致死，亦是無正當理由的處罰與酷刑。
若僅就「禁閉室」這部分來檢討，其實與監獄「施用戒具」等「戒護措施」的檢討，可以發現有許多相似的缺失：例如：第一，須有法律授權：「禁閉室」與「施用戒具」均是本質上使用強制力、壓制自由、侵害人權的措施，應有法律授權、並有正當理由方得以實施；第二，發動程序規範與控管：例如應經過哪些程序、須經過哪些上級同意、取同意的方式為何、非急迫情況時應經 醫師評估、急迫情況時又應如何等等才能實施該項措施之規定不足，或是相關人員未確實遵守，結果形成全由實施人員任意為之；第三、強制力的使用規範：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是否必要、應如何使用，是否有事前完整的規範使實施人員有所遵循；第四、強制力實施的期間：除實施人員外，是否有上級在場監督、
是否有醫護人員在場隨時注意身體狀況、是否有隔一段期間即須陳報上級決定是否停止、或是否有實施情形的錄音錄影，以避免實施人員過度使用強制力，或事後無法得知實際情形；第五、事後的陳報程序及課責機制；第六、事後被害人主張權利的救濟程序。當然由於強制力的強度不同，施用戒具，與禁閉室、警棍相較，對身體的傷害較輕，需要的規範密度未必會相同，這些都需要立法上針對不同情況為細緻化的法制設計。
其實軍隊管理與監獄管理有如此相似的缺失，並不令人意外，因為軍隊與監獄，都是對外封閉的地方，也同樣是著重秩序、服從的機構，因此「紀律管理」常就成為不當管理的藉口，而因為透明度很低，當發生權利受侵害之情形，外界難以介入監督，令人驚訝咋舌的黑幕不知還有多少。而受刑人因揹負著社會的負面觀感，再加上相關法制不建全，即使人權受到不法侵害，受到不當的處罰，往往未受關注也求助無門。避免酷刑的發生，法制的改善是必要的；以比較法的觀點來看，與外國法相較更突顯我國法的不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宣示無正當理由、過度的強制力使用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禁止酷刑）（ Hudson v. McMillian, 503 U.S. 1
(1992)
、Whitley v. Albers, 475 U.S.
反觀我國，僅有監獄行刑法與施行細則及法務部涵示的簡略規定，監委提出糾正案指出，法務部僅以函發方式規範，而未以法律或法規命令訂定，有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再者，除了施用戒具方面，監獄實務上還有其他比施用戒具更具傷害性的強制力使用情形，關於監獄管理或戒護事項的事前規範、事後程序、課責、內部監督、外部監督均有待強化發展，而受刑人事後的救濟程序法制也未建全。監獄行刑法的相關規範也同樣極需修法改善，政府及法務部有責任制定必要之法律及其他措施，期待修法時能全盤檢討，實現受刑人人權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