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2月27日 原文連結：蘋果日報
在監察委員公布前總統陳水扁健康狀況錄影帶，及北榮主治醫師亦認有重度憂鬱症下，是否該保外就醫的爭議，又再引發政治效應，更將長久以來備受忽略的受刑人就醫權問題掀開來。
就我國已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言，其中第10條第1項明文，即便自由已依法被剝奪，但仍須為人性尊嚴與人道的對待，又同條第3項更言明，行刑的目的，在使受刑人為社會復歸準備。依此而論，受刑人雖受到人身自由拘束，但就身為人所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卻與一般人無異。
除上述抽象的原則性宣示，聯合國亦頒布有《受拘禁者處遇最低基準規則》，以為具體保障規範。根據此規則第24條，受刑人於入監後，監獄須立即派醫師為必要且全面的診斷，除便於日後矯治參考外，亦可藉身體狀況的記載，來釐清受刑人的身體疾病，到底是在入監前即已罹患，還是入監後所造成。如以陳前總統所檢查出的腦梗塞狀況來說，若在當初入獄時能有完整檢查，於今就可判斷到底是出於舊疾，還是北監延誤就醫所致，而可避免責任歸屬不清的爭執。
所以，在我國現行監獄內醫療設施與人員普遍不足情況下，對患有身體或精神疾病的受刑人，就得依《受拘禁者處遇最低基準規則》第22條第2項規定，使其有即時接受專門醫師診治的途徑與權利。也因此，法務部對保外就醫的門檻，採取極為嚴格，甚至要達已病危的程度，才為允許的作法，不僅未達國際人權保障最低基準，更不符社會復歸目的。無怪乎，過往保外就醫的案例，竟有超過一半因此死亡而無法回監，與死刑宣告無異，嚴重違反「雙重處罰禁止」的《憲法》原則。
因此，在我國人權接受國際審查之際，藉由一位卸任總統的醫療權保障，絕對是主事者檢討與改善受刑人人權的最佳時機，而非陷入無益的口水爭執。
就我國已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言，其中第10條第1項明文，即便自由已依法被剝奪，但仍須為人性尊嚴與人道的對待，又同條第3項更言明，行刑的目的，在使受刑人為社會復歸準備。依此而論，受刑人雖受到人身自由拘束，但就身為人所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卻與一般人無異。
除上述抽象的原則性宣示，聯合國亦頒布有《受拘禁者處遇最低基準規則》，以為具體保障規範。根據此規則第24條，受刑人於入監後，監獄須立即派醫師為必要且全面的診斷，除便於日後矯治參考外，亦可藉身體狀況的記載，來釐清受刑人的身體疾病，到底是在入監前即已罹患，還是入監後所造成。如以陳前總統所檢查出的腦梗塞狀況來說，若在當初入獄時能有完整檢查，於今就可判斷到底是出於舊疾，還是北監延誤就醫所致，而可避免責任歸屬不清的爭執。
缺資源不能當藉口
此外，是否有使受刑人迅速就醫的管道，也是國際人權法相當重視的一環，依據《受拘禁者處遇最低基準規則》第62條，即要求刑事處遇機構至少要有內科、外科與精神科的設置，並要有最少一人的專職醫師為對應，此看似簡單的要求，但以我國目前監獄設施的實況來說，卻屬遙不可及的夢想。惟醫療資源缺乏的現況，卻不能成為否定或限縮受刑人就醫權的理由與藉口，獄方至少得根據此規則第25、26條的規定，定期派醫師對所有受刑人做身體與精神上檢查，對於受刑人生病就醫的請求，也應立即診治。甚而依據我國現行《監獄行刑法》第57條，關於自費延醫的規定，也不應視為是獄方的裁量權，以防止其動輒否定，而侵害到受刑人的健康權。所以，在我國現行監獄內醫療設施與人員普遍不足情況下，對患有身體或精神疾病的受刑人，就得依《受拘禁者處遇最低基準規則》第22條第2項規定，使其有即時接受專門醫師診治的途徑與權利。也因此，法務部對保外就醫的門檻，採取極為嚴格，甚至要達已病危的程度，才為允許的作法，不僅未達國際人權保障最低基準，更不符社會復歸目的。無怪乎，過往保外就醫的案例，竟有超過一半因此死亡而無法回監，與死刑宣告無異，嚴重違反「雙重處罰禁止」的《憲法》原則。
因此，在我國人權接受國際審查之際，藉由一位卸任總統的醫療權保障，絕對是主事者檢討與改善受刑人人權的最佳時機，而非陷入無益的口水爭執。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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