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瑋婷（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專職人員）
在《精神病院》一書中，Goffman描述醫療-服務模式應用於精神病院時的困難。Goffman指出這種模式的一般性特徵，其實來自西方社會中具有專業性的「個人服務職業」(personal-service occupation)。在此職業模式中，有專家、客戶，以及客戶待修補的物品，專家基於無私的動機，提供深奧且有效的技能，其對服務範圍外的客戶私事，保持冷漠。而客戶信賴並尊重專家的能力，其付出酬金(合宜於專家職業的金額，非指服務所值價錢)並表達感謝。專家與客戶預設的是彼此自主而平等的關係。精神病院導入了醫療-服務模式，但實際上會出現困境，困境最主要是來自於：客戶是被社群所排斥的一群人，專家要修補的正是這些人的精神狀態，這強烈扭曲專家與客戶間所預設的自主而平等的關係。在此情形下，醫生的專業權威讓醫生避免病患的任何質疑，甚至可以從疾病的角度去定義、詮釋客戶的抗拒：他病了，正是他沒辦法正確認知他自己是病了(欠缺病識感)。原應平等自主的專家客戶關係，在此成為單方權威性界定對象的關係。進入精神病院的人們，正是在這種情境中被打碎原本的自我認同，在順從、抵抗的種種社會關係中，重新建構自我。
而我在司改會接觸到的個案，出現很類似的情形。申訴人被判性侵幼童，在強制治療的過程中，不斷宣稱自己沒有做，結果被認定是毫無悔意，並因此無法獲得假釋。申訴人宣稱自己沒有性侵幼童，根本沒有針對性進行治療的必要，這不但沒有成功去除強制治療的正當性，反而更加合理化強制治療的必要性：他性侵幼童卻狡辯到底，這正是一種病態性格，出獄後可能再犯。
真相到底如何，我並不知道。但是邏輯上確實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申訴人說的是真相，但是沒有人相信；另一種是，明明是他做的卻一直狡辯。我感到懷疑的是，在精神醫學體系中，把邏輯上的兩種可能性強制壓縮成唯一一種可能性，這種作法真的妥當嗎？畢竟回到專業性的「個人服務職業」，其本質也是物品壞了，才需求修補，讓其回復良好運作的狀態。如果一個專家根本無從判斷一個物品是否真的壞了，怎麼壞掉的，那如何針對壞掉的狀況進行修補呢？而性侵犯強制治療的困境之一就是：病人在社會關係中，被強烈剝奪了自我界定的權限，而由所謂的專家進行單向權威的界定，而且此專家的界定還是立基於司法系統的背書。理想上，在司法系統的支持下，精神醫學的專家對疾病的認定應該是更為正確而妥當的，可惜司法系統所為的事實認定也不總是正確。結果司法系統與精神醫學系統彼此強化支持，而專業性個人服務職業的理想也在此被扭曲。
精神醫學必須要注意到其理想在實際精神病院中的扭曲，而在司法系統中的強制治療不僅要注意前述問題，更要特別注意，如何在面對司法系統事實認定可能出差錯的情形下，落實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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