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澤天／成大法律系副教授
我日前為文，指出林益世案受賄罪的解釋，根本不需援用人言言殊的「實質影響力說」，就可判斷林構成「對於職務上之行為」的受賄。
有關「對於職務上之行為」受賄（刑法第121條、刑法第122條、貪污第4條第1項第5款、貪污第5條第1項第3款）的解釋，除一方面不需要已經產生該職務行為，更不以該職務行為違背法令為必要外。行賄者與受賄者雙方的不法協定，也不須明示說要如何辦事和送錢。若說雙方必須言明如何行使其職務，則日後大家送錢，只要心照不宣，不就沒事了嗎？陳啟祥送大把銀子，跟林談取得合約一事，雙方對合約如何搞定的作法沒有默契？陳還要指導林如何當立委和秘書長？林何許人也，可對官員質詢與監督之立委也，亦曾為內閣秘書長。此點雙方你知我知，陳請託的事項也很具體明確，難道這還能說，送錢與職務行為無關，只是平日交誼打點。這個禮也送了太大方了吧？陳拿錢給林立委，以獲取官股具有多數的民營公司的契約，難道是把林當作是與其職務行為無關的流氓嗎，林難道以單純的流氓自居。
判決之所以被人詬病的地方，恐怕就是對事實的解讀太過離奇。法官認定事實必須基於自由心證，法律不能也無法預先規定對個案證據的證明力，但還是要合乎經驗法則（刑訴法第155條第1項），不然貽笑大方。
判決對於公務員藉勢勒索財物罪（貪污第4條第1項第2款）的分析，也是相當突兀。判決在事實上雖認為被告施加恫嚇手段，使第三人取得締結契約上利益，但因其並非「有形」財物，遂不能論以該罪，而僅能論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的恐嚇得利罪（刑法第條346第2項、第134條）。讓人不解的是，「財物」何以必須侷限在「有形」呢？立法者在受賄罪寫「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實務因此無聊地區分「賄賂」與「不正利益」，而其實前者當然包含後者，後者只是提醒，甚至只是贅文；要是哪天立法者想清楚，把「不正利益」刪除，難道是認為送「無形」的不叫賄賂嗎？
大學教授報假發票，有疑義的是「授權公務員」概念，其中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的規定，所謂的「物」比「財物」更具體多了，甚至還必須交付，但不知有哪個判決說，會計人員的轉帳，只是讓教授存摺的數字增加，而未「交付物」。
更明顯的實務例證，前立委何智輝銅鑼貪污案，何利用立委職權施壓國科會、科管局發放獎勵金給農林公司，隨後何再從農林公司挪款私用。該案罪名正是「公務員藉勢勒索財物罪」，儘管何本人不法所得並非「有形之物」本身，但包含最高法院在內，裁判並未因此否定其屬「財物」。所以說，就算不管理論只談實務，林案判決說法也是突兀。
罪刑法定原則務必遵守，合理的解釋才是讓該原則繼續發揮效力的關鍵。由於解釋的不合理，導致還有人質疑是否要信奉罪刑法定原則，也質疑司法的公信力，產生「過猶不及」的反作用。
作為一個法律系老師，我當然也寧願相信我們的法官不至於有政治顏色考量，但不代表其在個案中的法律論證具有妥適性。林案判決的問題只要釐清相關法律爭點即可，不必做太多政治聯想。深切期盼大家從林案判決學到教訓，合理的立法與解釋，乃是擔保法治國家的基礎，當然也請大家支持我們的法學教育，繼續培養優秀的法律人。否則，以當前的學術與實務水準，依然作為法學後進國家的台灣法院判決，其法律適用錯誤率自然偏高。
貪污治罪條例確有必要重新修正，最好回歸刑法，以免疊床架屋，又破壞整個刑事法價值體系，因而破壞人民對刑罰正義的衡平感。尤其裡面的嚴刑峻罰，非但無助於防治貪污，反而讓實務難以正確追訴，容易在法律適用與心證判斷上不當限縮相關罪名之成立，並在即使成立下，動輒濫用原本應極端例外適用的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
至於公務員斡旋非主管監督事務（其他公務員職務行為）之受賄，如有處罰必要，還請明確立法，千萬不要讓司法和罪刑法定原則揹黑鍋，而讓法官在違法使用超出法條文義且不明確的「實質影響力」概念和恐龍罵名間作出痛苦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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