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對於職務上之行為受賄概念的辨正

via Scott Comic Studio

文◎許澤天 成大法律系副教授

林益世案宣判，舉國沸騰，民意上多認為法官裁判有錯，承審法官則回應一切依照罪刑法定原則裁判，不會因為要符合國民大眾情感或壓力就判貪污。

承審法官說的好，法院必須依照罪刑法定原則裁判，「無法律，無刑罰」（刑法第1條參照）。問題是，本案被告真的不符合法律所規定的「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嗎？包括作出判決的法院和起訴的特偵組在內，似乎都陷入扁案以來的「實質影響力說」魔咒，許多不諳法律的民眾，也都懷疑，何以扁案被認定具有實質影響力，而林益世卻無實質影響力呢？

 姑且不談可否援用「實質影響力說」來解釋「職務上之行為」概念，立法委員運用其對政府官員的監督、質詢行為來作為收取賄款的對價，本來就可該當「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賄的構成要件。依照法條的正確解讀，所謂的「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根本就不以該職務已經實行為必要。換言之，職務行為是否實行，實行是否違背職務，皆與受賄事實之存否無關。據此，被告究竟有無依照與行賄人的約定來對經濟部加以監督或質詢，經濟部是否因此調整中鋼的人事，都不妨礙被告對職務上之行為受賄事實的存在，更別談中鋼是否是公營還是民營，根本和受賄問題之成立無關。甚至說，縱使被告詐騙行賄人要去行使立委職務，事實上只想拿錢不辦事，依然符合將職務行為作為賄款對價的法律要件。此次地方法院的判決，錯把此案件定位為所謂的「假手他人滿足對價事項型收賄」，以致忽略被告把立委職務行為當作賄賂對價的事實，進而錯將重點置在討論被告是否對於其他「政府機關」或「公務員」之「公務決定或執行過程」發揮實質影響力之作用，也因此從所謂的中鋼係屬民營，錯誤地推斷出被告欠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賄的事實。

舉個簡單的例子，欲打擊同行的電玩業者，行賄某議員，請議員在議會上質詢警局是否認真掃蕩某新興違法的電玩，則拿取賄款的議員，就是收賄，警局是否因此掃蕩，根本不影響已成立的受賄罪行。然而，若該議員具有黑道背景，業者送錢的用意，在於透過該議員的黑道勢力來威脅或教訓同行時，則基此觀點拿錢的議員，便不具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賄的事實。

本案中，業者拿錢給立委，以獲取官股具有多數的民營公司的契約，難道是把立委當作是與其公職行為無關的流氓嗎，立委難道以單純的流氓自居，其中道理自明，不必贅述。

法院對於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藉勢勒索財物罪的分析，也是相當出人意料的突兀。判決在事實上雖認為被告施加恫嚇手段，使第三人取得締結契約上利益，但因其並非有形財物，遂不能論以刑度較重之該罪，而僅能論以刑法第134條前段及第346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恐嚇得利罪。讓人不解的是，「財物」概念何以必須侷限在「有形」？向來實務的操作，從未作此無意義的區別。尤其，既然肯定被告係假借公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犯罪，何以又否定其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賄的事實，其中論理曲折，連行家都跌破眼鏡，更別說廣大的社會大眾。或可討論者，不論是勒索財物罪，或恐嚇得利罪，皆應以造成受勒索者的財產損失為前提，相互取得契約權利的中聯公司是否因締約而受損，應較其是否交付有形財物更為關鍵。

此次地院判決，與其從法院是否「辦綠不辦藍」的政治眼光觀察，不如從法理上仔細思考其中推理是否有所疏失。這裡，企盼我國司法機關，經此事件教訓，更能強化判決理由中的法律論證。也更期待立法機關，思考現行法條是否缺漏或不合理，蓋法院必須遵守罪刑法定原則，不能僭越立法職權，創設現行法所無的處罰根據。大眾或該思考的是，在某些案件中，違反民意的，不是法院，而是立法者的怠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