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
那麼為何政府要選擇酒駕來「遏止」呢？以台北市為例，死亡車禍中排名第一的是「未注意前方」（例如用手機、打瞌睡），第二是「搶越行人穿越道」，第三是「違反號誌、其他」（超速），再來才是酒駕。如果回到民國94年來看，排名竟然幾乎一致，也就是說，這十年以來，未注意前方、超速搶越行人穿越道一直都是車禍死亡主因，結果我們對於「開車未注意前方」一事完全沒有動作，但對酒駕敵意甚深，這是為什麼？為什麼馬總統不說：「工作那麼累還開車，難道沒有殺人故意」？這種立法上的偏差再再顯示了我國對法律專業的恣意和上下其手，而立法的偏差導致了執法的偏差。
酒駕容易引起民眾憤怒，於是政府選擇了迎合，用毫無幫助的「加重刑責」、「懲處相關人員」來解決問題，而身為防線的立委，對法案毫無理由地贊成，忽略犯罪學與法律的專業，並對台灣喝酒文化一事冷眼旁觀。無獨有偶地，洪仲丘案似乎也朝著一樣的路徑前進，最後讓政治人物收割假象的改革。廉價的正義不斷地掩蓋問題的本身，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才會真正地去關心並預防酒駕 / 軍中腐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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