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臉的人生，殘敗的夢想：想我監所的姊妹們

本文刊登於《司法改革》第97期（2013年8月31日），頁49-52
陳惠敏／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台大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

2009年7月，一個酷熱的暑日，女監因擴建改裝，臨時通知暫停了寫作班，預告後會有期。突然的中止，有些錯愕，我曾經在心底對自己說，即使在寫作完博士論文以後，我都會持續著早已分不清是田野或是生活一部分的往來——習於進出其中，新友與舊識。初入監所的一些膽怯早已褪去，倒是必須機敏地應付著因著治理代理人更替或政策丕變等因素，所造成的機制及其執行者的各種鬆緊不一的新舉措，反而是比較耗神的部分。當然也有，一而再再而三地進出之間的無奈，那些輾轉與反覆，即使旁觀，依然難忍。在監所時信誓旦旦將重新起造人生，短暫在監所外的會面，接著失聯，再回監所時捎來信息聯繫。

2003年1月起，我以進行博士論文田野名義進入女監，當我第一次走入時，如同在2000年首度進行碩士論文田野而進到精神療養院時一樣，非常意識到不可讓別人誤認我是「機構內人物」（莫名其妙地深怕自己走不出來），哪些東西會標示出我的「差別」，避免「誤認」？是掛在身上的識別證件、是刻意整飾的學術人氣質？這些可能都比不上，當第一次進入完成「工作」後，可以揮手說「下次見」無人阻擋、直接走出那一道又一道鐵門時，我意會到：可以自顧自地走出來，正是標誌出機構內／外身分最重要的區別；而我也同時意識到，這樣的身分差距不見得只是法律或醫學體制所界定的，可能還包含到各自所占有的社會位置及社會身分，這同時是性／別、階級、族群和無害／有害的界定差異。

這些差異所框限的距離，並不是僵化凝固的，隨著彼此之間的交往互動，日益可近也時常在縮小中。比如，那些所共通的，對於寂寞、失落、歡愉、哀傷和憤恨的情緒；又比如，期待受到支持與理解的渴望，相去不遠。落地在家父長制的社會氛圍中長大，共同抗禦無所不在的威權和到處皆是的人生指導員，不同的手路卻導致了不同的下場。相較之下，更相信權威與老大哥會拯救不幸人生前半段的她們，反倒一路跌入了被矯正者的命運生涯，有差別的，她們的夢，不敢做大。「矯正」過的夢，小小的、滿是表面與內裡的懺悔，限縮自己的可能。

※ 選擇，不是天生的

現在的我終於搞懂了一件事，真實最珍貴的是「選擇」。能夠選擇是多麼令人歡愉的事，可以依自己之意思選擇想要這個、不要那個。選擇與自由是不一樣的。自由只是一種形式，一種口號，一種遙不可及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虛幻。妳可以馬上決定是要一刀結束生命，或繼續莫名其妙的活下去，這是自由嗎？看出來了吧，這是選擇。如果能夠給我再一次的選擇，如果願意給我如此奢侈的機會……。我會選擇，全部空白。不是重新來過，不是悔改重生，也不是一切歸零。我寧願，我希望，我渴求……。但願我沒有活過，根本沒有活過。我根本沒有來過這世界上過。向對的事情說yes，對錯的事說no即謂自由。向對的事做得漂亮，對錯的事拋之老遠，可謂選擇。選擇我所要的，將之經營的美妙，是苛刻的選擇。選擇，是多麼的遙遠又吸引我啊！（呈葳）

「自由」是握在女神手上的那把火炬，是國族與國族之間獻祭輸誠的火炬，是忽視國內／際人民的誇耀；「選擇」，是真實的自我檢禁。在監所者，清晰地理解到自己的局限所在，也明白，所謂的「自由」，可能是天邊的那道流星，若非在放風的時刻滑開眼界，將一無所悉。至於「選擇」，是惦惦斤兩之後受限的抉擇，自己對於自己的設限，自己預先評估社會條框的設限：我不能、我不配、我不可以。選擇，從來不是天生的。

呈葳是我初入女監時最早認識的同學之一，父親是外省老兵、母親是阿美族人，第一次見面，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臉上掛著的兩道彎彎的眉毛，很顯然是畫上的，綠綠的弧度顯得造作，我猜想，洗把臉以後，應該是無眉的一張臉吧。我會注意到藥癮／吸毒(drug-addicted)者的「事態嚴重」，也是從呈葳開始的。

※ 藥癮／吸毒，是不「好」的

無須直接進入監所，光從可被度量的統計數字開始，就很難忽視藥癮／吸毒(drug-addicted)者的存在。直接進入監所，眼前所見的同學們，絕大多數都來自於毒品懲戒。真正令我震撼的第一回，就是呈葳的自我敘事。大概是在前幾回的討論裡，我詢問大家是為何進入監所，這位年紀輕輕的大眼女子，閃著靈活的眼睛張望著我說，是毒品。這聽來已很耳熱不怎陌生，我接著問，那麼刑期有多久呢？呈葳回我：19年！對於這樣的刑度，已夠讓我訝異不已。但接著問到一位因買凶殺人而入獄的同學，她說，她被判9年的徒刑，在假釋後將與買凶意圖殺害未遂的情敵，她的那位丈夫情人（他是校長，她是主任），一同在山上早已購好的田園，歸隱山林。霎時這毀壞了我對於所謂刑罰的認知！

當有個人與毒品相干而產生的刑責遠比她處心積慮、縝密擘劃、謀殺了另一人的罪責來得重許多，甚而在之後假釋量度上也較為不利時，我們真的需要費心仔細地去思索這是怎麼一回事。當殺一個或數個人時，執法者會細心地尋求殺人動機或原因，而我們總能（也必須）找出情有可憫的情節時（無差別殺人或無動機殺人在台灣並未被「證成」過），用藥／吸毒者往往只被認為是自作孽，甚而是為了龐大的利益而自甘墮落。然而，利益何在？

與毒品相干的利益（interests，好處）並不以牟利為唯一，而往往與下一次的藥／毒品來源密切相干，和用藥／吸毒分不開。常有種乍看精銳的說詞指出，真正的上游大盤藥頭是不吸毒的，只有下游的毒蟲才會愚笨到去染上毒癮。似乎，聰穎者懂得精準計算人生利害得失，而失算者，只能淪落為上癮者。而癮呢？是就是「dui kui』」（台語發音，追氣），而難以言傳形容，只能體會，不只是嗅覺的味道，而是動員全身的一種滋味。這滋味何以遠比訴求積累的真實人生值得追？

6年來的女子監獄田野經驗，在我所接觸的上百位田野對象當中，五分之四總是縈繞著毒品而記憶。當我們聊及有關她們個人的遊樂、生活經歷、家人友伴等社交關係時，多數都以毒品作為回憶的起點與核心，成為個人生命歷程裡很重要的記憶要素，以及記憶行進的方式。無論是「勒戒或戒治完畢」、「假釋」（仍具容疑犯身分）或「服刑期滿」（前科）者，一旦展開吸毒者生涯，就幾乎不可能隨著矯正的期滿而告終。對待「成癮者」，就是在進行「偏差治理」。尤其，涉及感官的開放與檢禁，更直接與體驗的生命政治有關。

在台灣，因施用或販賣毒品被送入教養機構已經成為最稀鬆平常的罪名。從少女時代的感化院、到後來的勒戒所、女子監獄、一直到假釋時的觀護人制度，均是最直接遭遇的教養機構。在這裡，我捨棄社會學慣常使用的「再社會化機構」(resocialization)或官方的「矯正機構」(correction)字眼，而以「教養機構」取而代之，欲強調的正是這類矯正機構或再社會化機構從機構設置目的、進行活動及事務工作本身，固然是處處以「矯正」（再社會化）為最優先考量及宣稱，然而教養機構的特徵正在於，撇開這些宣稱與考量，藉由代理人及機構內的空間、時間、各式檢禁等，所有機構內的互動，不斷顯現與透露的正是「教養」(education or cultivation)——成為「合情合理」(legitimacy，首要就是合乎法規)的人。

縱使某次入獄的理由非關毒品，但絕大多數的受刑人均有吸毒的經驗。來自於媒體、機構和各項道德統計資料，不停重複閃爍的訊息營造出集體的憂慮，台灣已淪為罪惡的毒品之島的印象少有爭議。於是，反毒戰爭成為台灣治安（police，包括警政〔毒駕、治安報到〕、公共衛生〔拉K一時，尿布一世〕、醫學〔美莎酮治療及成癮戒除〕、教育〔「重點」（誰是重點？）驗尿〕等）號召範圍最廣、捲入人數最多的一場神聖戰役，全面捲入各年齡層的生活。

社會生活中成癮（或上癮）現象比比皆是，宅性(trans[-/or] gender)、臉書成癮、網路購物、物質／物件、尼古丁、煙草、咖啡、感冒藥水、甚至是某種氣味、顏色、材質、形狀的習癖或慣好，一點也不特別。然而，何以不同的成癮卻有不同的文化／階級排除現象？甚而連使用不同的藥／毒品者，也會有排序之別？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毒品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Drugs)該篇訪談中，就毒品／藥物成癮(drugs-addiction)議題以一位他自稱的「非專家」身分受訪時，直接破題指出毒品／藥物(drugs)的概念是一個非科學(non-scientific)的概念，它是基於道德或政治的評價而構成：它自身承載著標準或禁制，並認可了敘述或證明的不可能——它就是一道頒令(decree)、一句行話(buzzword)。(Derrida 1995: 229)

※ 無臉的人生

對許多人來說，用藥／吸毒者的形象是一致的，無論是精神狀態或身體形象，眼神呆滯雙眼凹陷失去靈魂者，無臉者的人生。然而，這都是一張張清晰的臉孔，伴隨著一個個的生命。

道德教養機構經常指稱及教化的內容，即是指用藥／吸毒者意志薄弱，容易好奇、受引誘，然而許多用藥／吸毒者的第一次使用毒品的經驗說穿了非常實用(pragmatic)而理性(rational)。有些是因為工作所需，我所接觸到因工作而首次吸食「毒品」的例子，並不只限於服務業，更多是勞動行業（如加工出口區）及高科技行業（科學園區）等生產線需要24小時三班輪班制的工作，其中亦有必須三班輪值的醫護人員：

我第一次接觸的是安非他命，因當時在KTV當服務生上班時間是pm 8:00~AM 5:00，下了班大家就約到24H的泡沫紅茶店賭博，經常賭到中午，或上班前，常感到睡眠不足，這時有同事有用過安非他命，在他的提供毒品與建議，我有了與安非他命的接觸，吸了第一口，我即心跳加速，本來已垂下的眼皮則像保時捷的車燈那樣「登」的張的好大好亮。（小云）

用安非他命可以讓我提神，讓我像超人一樣，不停地工作賺錢。早上早餐店打工04:00~10:00、中午便當店11:00~14:30、下午檳榔攤16:00~03:00。（阿靖）
第一次使用到毒品，當時為了要賺錢，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來賺取自己在物質生活上的享受，而連上2班，16小時（在電玩店）而在朋友的鼓吹之下說可以提神，在為了滿足好奇心之下，用了第一口，而真的那種感覺、精神、體力上真的百倍十足，又有活力了，而時間一久，變成沒有安非他命不行了，沒有他我幾乎無力去上班，而漸漸也就因此而陷下去了。（慧玲）

或是為了舒緩或解除病痛，而此與疼痛門診或疼痛科的治療目標（解除疼痛）使用的物質及技術手段，差別不大：

因為我的職場一直是直銷業，算來往的人蠻複雜的，而我在22歲時出了一場車禍，腦部及脊椎、腳都受傷，腦震盪引發的後遺症經常頭痛困擾我，第一次接觸海洛因是我在一位下線家，頭痛抽煙止痛。（燕子）

重感冒的我，虛軟沒力氣，全身軟綿綿就像一塊麻糬一樣，可是我又身負著兩份工作的重擔，所以在朋友的經驗談，善意的鼓勵下我提起勇氣首次嘗試了安非他命，在短短的小玻璃球吸著一口又一口濃濃的白色煙，才一下子我的精神便回來了，且比平日更令我精神百倍，從第一次我就覺得很喜歡那個感覺，不會讓人覺得病懨懨的！生產後的我因為年紀小，可以在孩子的啼鬧下我日日失眠，於是我請舊日的同學帶我去買安眠藥，結果不識藥性的我，居然神智不清的在服藥後有自殺的行為，後來另一個朋友知曉後，便一面咒罵那帶我買藥的同學，一面介紹我海洛因。（淑美）

還有許多首次使用安非他命的原因是意在減肥瘦身，符合對身材曼妙的想像：

是因為自小肥胖，在服用了將近十幾年的減肥藥之後，一次偶然機會聽人家說起安非他命有減肥功效（當時只屬麻醉藥品，並無刑罰之責），所以抱著孤注一擲的想法，試試看吧！（玉佩）

工作所需，除了提神之外，也有希望能改變原有性格以適合工作的要求：

「它」為我帶來的，不全然是壞處，就譬如我的行業是「對外的業務員」，要有面對人群的膽大和厚臉皮，沒有用「它」的時候，我很難放得開，用了「它」之後，我變得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業績是一直往上升。可是一切都被「它」產生的惰性戰敗了！所以「它」讓我很難斷絕，就如人家說的，遇上瓶頸的時候，就容易深陷其中的道理。「它」也會為我迎刃而解許多困難。（慈屏）

這些生命與敘事，並不是無臉的人生，亦不曾對自己的人生不負責任。然而，當她們與機制——開始處遇的路程，第一次的戒治、第一次服刑、第N次的戒治、服刑——交手之後，臉孔逐漸模糊，同時成了統計資料裡的母數或子數（視題目是什麼），心理社工精神醫學介入的個案，故事不再分歧，逐漸收束成同一的道德敘事。「她們」意圖重返人間／社會，卻尋不到入徑，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進進出出。而「我們」，一輩子遇不見一顆快樂丸，看見海洛因分辨不出來，見到路邊用力吸吮塑膠袋內裝強力膠的人，趕忙別過頭快速通過的「正常人」，是否曾有一次，正視過她們的臉孔，在他們的眼神裡，看見她們的渴望——希望出人頭地，希望美麗曼妙，希望工作順利，希望家人健康快樂——和我們相去不遠。她們有臉有生命，過著和我們差不多的日常生活，面對著差不多的挑戰。24小時一天，一秒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