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亭亘（台灣監所改革聯盟成員）
我是個諮商心理師，我的工作說得極端一點，便是將那些老師們認為「有問題」的孩子帶開處理，老師們期待心理師有把魔杖，在孩子的頭上一點，這孩子就會變得 「乖巧」、「柔順」、「能適應班級生活」、「能順利畢業」、「不要不來上課」等等，這是老師們對這個專業的想像，也是老師們在有限的注意力下能對孩子做 的；我時常看著學校老師轉介來的個案轉介單以及上面的描述、聽著導師們急切地描述著孩子的狀況，我時常讀到轉介者濃濃的「恐懼」，「這個孩子跟別的孩子不 一樣」、「這個孩子很奇怪」、「這個孩子沒救了」、「這個問題很嚴重」等等的內在對話，這樣的焦慮，時常導引著導師或輔導老師們在個案紀錄上寫下遠多於孩 子該承受的字眼，孩子是不是真的是這樣的？孩子實際的狀況到底是什麼？孩子究竟為什麼這麼做？孩子是否沒有其它替代的選擇？是否環境中有人該為此負連帶責 任？還是，這個孩子根本只是系統結構下的代罪羔羊？很多時候，我都會聽到一句話「老師，有問題的是他，不是我」，握有權力的那些人，往往只想用最經濟簡便 的方式處理，同時「不用改變自己」。
這樣的方式往往帶來二度傷害與二度剝削，有權力的人往往比那些他們口中的頭痛人物處理起來更讓人頭痛。
所以，偶爾我也會不得不放棄，轉而與孩子討論「如果大環境不能改變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讓自己適應得更好」的問題，但縱使孩子「好轉」、也跟自己道謝、導師也 讚譽有佳，我卻越來越常懷疑自己所做的一切究竟是「心理輔導」或是「社會控制」，我究竟是在協助這些案主增進了生活適應的福祉，或是協助了這個有狀況且扭 曲的結構得以不合理的繼續運作下去？
這樣的情況在我參觀嘉義獄政博物館的時候深刻的體會到，這裡，是個「已經除役的監獄」，我與同行的友人都不具有「犯罪者」的角色，帶領陪同隊伍的人是「義工」而不是「獄卒」，但參觀的過程我有種窒息般的被 壓迫感，當隊伍的前端離開你20~30M，就會開始有人催促你「快點跟上前面」，我納悶著，這裡是博物館還是軍隊？當我想細細地感受著這裡的每個物件，以 及受刑人在這樣的情境下生活的心理情境，我是沒有時間、也不被允許的，唯一一位嘉義監獄借調來的獄卒大聲的喝斥著「你們是哪隊的！快點跟上，不能脫隊」， 我超想給他一個白眼，究竟是怎麼樣的博物館，提供了這樣的一個舞台，讓裡面的人員可以這樣對參觀者兇？穩穩地跟在10M後方，關燈、關風扇的緊迫盯人，讓 我幾乎不記得看過了什麼展品，我懷疑著，這樣的速度究竟能看進去多少展品？還是都有看到，但看到什麼不知道？但看來有這種困擾的人，除了我們，就是身邊另外一組女性訪客，跟著我們一起對這樣的控制表示不滿。
但他們不管。
我問著催促著我們的義工，究竟為什麼要這麼做？這樣讓人沒有空間好好感受，他們的答案也很幽默，「因為這裡的幅員甚廣，有很多地方還在整修，我們怕遊客誤入 跟破壞」，我不禁回答「羅浮宮裡的蒙娜麗莎像好像都沒有這樣監督，為什麼這麼擔心破壞？以前有人破壞過嗎？」，伯伯答不上來，只說「我們的遊客水平沒有這 麼高」，我忍不住想僅僅只是為了「便於管理」，就可以讓「遊客」成為被監視、控制的對象，那麼，那些「曾經犯錯過的受刑人」，又會在這樣的文化中遭遇到什 麼樣的對待？
監獄，身為「社會控制」的象徵物，裡面所展示的物件都在告訴參訪者「國家權 力」可以怎麼對待一個人，如何操作、控制、彷彿對著我們這些「門外」的參觀者說「你們的世界是安全的，因為這群人有我們這麼管理著」；受刑人創作的展覽品 被以壓克力框保存、鮮豔、正常、有模有樣卻沒有生命，彷彿當權者揭示自己對受刑人管理績效那樣的勳章；而我唯一有興趣的、與受刑人的生活有關的物件，僅僅 只有一小櫃，包含以鐵罐自製的電湯匙、挖空藍白拖藏打火機或菸、遊戲用的牌、老鼠尾，卻在一旁烙印著醒目的「沒收違禁物品」，就這麼一筆勾銷了一個「人」 生活層面上的需求，僅以冰冷的規定框定了這些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所展現的創意，並給予一個不名譽的稱呼、以及懲罰。
一個在監獄裡不被當人看、不被當人尊重的「人」，我們卻希望他們離開以後能成為一個在這個社會上「適應良好的人」？
這就好像那些個被老師們貼上許多標籤的「壞孩子」，當我只專注看著老師希望我「修正」孩子的「不良行為」時，我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人們之所以固著於某個不良 的行動，往往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那個行動是不好的，而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如何對這樣的孩子循循善誘，讓他們清楚意識到自己期待透過行動 滿足的內在需求，同時增加內在強度、尋找替代方案，活成自己更期待的自己，才是我們渴望的目標吧？
但管理者時常將「便於管理/去除負面影響」等同於「增進積極意義/健康/幸福」，而這，往往不是同一件事。
你是個發現問題後會勇於檢討自己對這個問題的影響力的人嗎？還是輕易地分割開「一般人」跟「受刑人/壞孩子」，然後合理化一切隨之而來的對待，且不必困擾於自己的角色與影響力的人呢？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